讲坛回顾｜学习共生——德语当代文学中的共生

2023年10月18日，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与德语文学课程虚拟教研室联合邀请了德国波茨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Ottmar Ette作为主讲嘉宾，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学习共生——德语当代文学中的共生”的讲座，四川外国语大学冯亚琳教授担任主持人。

讲座详情：

Ette教授在报告一开始指出，纵观世界文学史，无论是中国的《诗经》，还是《吉尔伽美什史诗》，亦或是《一千零一夜》，人类如何共生就一直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它不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共生，还涵盖了人与非人类物种，即人类与动物、植物、地球的地质和地理文化结构的共生。在如今现实冲突频发以及全球移民的背景之下，这一主题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Ette教授则以过去二十年的当代德语文学作品为例，围绕三个关键词：“历史”“活动”和“语言”。探讨“人类共生”问题在文学中的展现。

Ette教授首先从历史角度出发，将自然和文化放在一起，他认为不管是自然风光还是自然灾害，都和人类文化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自然景观被人类所形塑（von Menschen überformt）；自然灾害和文化灾难都属于人为的灾难（humanitäre Katastrophe），且两者相互交织，例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现状。这一点也和和现代（Moderne）和现代化（Modernlisierung）的问题息息相关。正如法国思想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我们从未现代过》（Wir sind niemals modern gewesen, 2008）一书中所论述的，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导致了主体和客体的不均衡，由此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成为关注点。

“活动”（Bewegung）是第二个关键词。一方面可以将其理解为“书写”的动作，也就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作者构建多视角的创作，在开阔视野的同时，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另一方面，“活动”也可理解为情绪上的感动（Emotionale Bewegung)，即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中呈现的问题加以深度思考，而思考的过程也是对自身情感不断塑造的过程。

此外，“活动”还表示身体的位移（Körperliche Bewegung）。“活动”在此处既包括自愿也包括被迫的身体位移，例如德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流亡文学”（Exilliteratur），以及当今社会的移民文学，其中都有共生问题。

围绕关键词“语言”，Ette教授提出“多语言文学”。他指出，文学可在不同的语言中转化，在不同的文化中共生。Ette教授列举了两位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罗马尼亚的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和出身于一个西班牙客籍工人家庭的何塞·奥利弗（José F. A. Oliver）。

基于移民背景，他们的作品多从多语言文化角度叙述。而这两位作家的多语言角度恰好是源于两种语言的不同，例如月亮一词，在德语中是阳性的，但在西班牙语中则是阴性的。Ette教授表示，不同语言提供的视角是不同的，从而能够呈现出事物的丰富性。

Ette教授还着重强调了“interkultuell”和“transkulturell”两个词的区别，中文通译为“跨文化的”，未能呈现其中差异。“interkultuell”一词，强调的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transkulturell”则强调的是“不同文化视角的交叉与杂糅”。

随后，Ette教授以三位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为例，分析德语文学中的“人类共生”话题。

第一位是何塞·奥利弗（José F. A. Oliver），在其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大海注入每一条河流》（In jeden Fluss mündet ein Meer, 2023）中，何塞·奥利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鸿沟及其细微之处不同的观点，最终都会汇聚为一个全新的共生社会。我们可以理解为，即使存在语言文化的不同，人类共生也是可以实现的。从多语言角度看，文学是可以转变的（transformiert），文学是“文化实验室”，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其中彼此共生。

第二个例子是有多语言背景的梅琳达·纳吉·阿波尼（Melinda Nadi Abonji）。梅琳达出生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后移民瑞士，加入瑞士国籍。她的小说《鸽子起飞》（Tauben fliegen auf, 2012）就是依据她本人移民瑞士的经历创作而成。小说中描述了客籍工人历史（Gastarbeitergeschichte）和难民历史（Flüchtlingsgeschichte）。父母想在新环境中立足，摆脱移民负担，而其后代就已认为自己是瑞士公民了。梅琳达将塞尔维亚小村庄和大都市苏黎士做了对比，从中显露出对工业文明和传统价值的冲突的高度关注。在小说中，铁路是重要意象之一，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中”（in Bewegung）。Ette教授指出，梅琳达的这本小说聚焦“如何在异文化的社会中与异文化共生”这一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德国作家大卫·瓦格纳（David Wagner），不同于上述几位作家，大卫·瓦格纳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其自传小说《生命》（Leben, 2012）讲述了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故事，以身体为一种重要意象，点明了“人与自身共生”的话题，“生命”（Leben）和“肝脏”（Leber）两个近似的德文单词，佐证了个人的身体可以在“共生”中作为一种形式或标准（als Form oder Norm）。

讨论部分，针对同学们的问题：人与自身的关系是否也可以称作是“共生”？如果是的话，又如何与自我共生，以求自洽（selbstkonsistent）？Ette教授回应道：在人类共同体的环境下，“人与他人的共生”是个热门话题，正如大卫·瓦格纳的作品《生命》中所强调的，个人的身体是实现自洽的一种途径。但此处的“身体”不再仅仅是自然创造的，更应该注重其内核包含的文化部分。而且不管是人进行回忆，还有阅读文学作品，都是从另一种角度实现“共生”的形式。

关于“情绪上的感动”与“共生”的关系问题，Ette教授回应，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复杂，可以简单概括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受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观念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身对某一事件的看法，从而实现了情绪感动。

经过埃特教授深入浅出的阐述，同学们不仅对“人类如何共生”这一话题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还有了进一步阅读和思考相关文学作品的动力。

文案：徐周亚

排版：康亦婷

审核：郑萌芽 张瀚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