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回顾｜文明互鉴视野下的德布林研究—— 以庄子的“卮言”阐释蒙太奇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2024年6月17日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化学研究所“歌乐讲坛”第三十五讲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博文楼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晖副研究员担任主讲嘉宾，四川外国语大学郑萌芽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讲座伊始，张晖老师介绍了本次讲座要讨论的蒙太奇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 1929）。小说诞生于德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马鞍期”（Sattelzeit），这一时期缓和了先锋现代派的极端语言怀疑论。而蒙太奇（Montage）是现代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叙事技巧之一，能够将现代史诗所拥有的全部叙事因素、母题、插曲都带入到动态的叙事中。《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描绘了大都市喧嚣的市景图像和声音，小说中大量的蒙太奇碎片直观地呈现了大都市生活的偶然性（Kontingenz）和混沌性（Unübersichtlichkeit）。因此，张晖老师将这部小说定义为“多声部的混杂小说”。

张晖老师认为，除了呈现柏林的大都市图景，小说中蒙太奇技巧的使用更展现了德布林的哲思。二十世纪初德国兴起了“汉学热”，德布林的哲学思想深受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影响。在文明互鉴的框架内，为了探寻德布林与道家思想的相似性，张晖老师提出了“文化同位素”（kultureller Isotop）这一研究方法：即两种并无亲缘关系的文化为特定的文化事项或问题各自提供出相似的解决方案、策略和解释出发点，这种相似性能够产生出文化间的共鸣 ，为进一步接受源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提供受体，以便为更广泛的“文化涵化”（Akkulturation）奠定基础。张晖老师又将“文化同位素”分为“文化间同位素”（interkultureller Isotopentyp）和“文化内同位素”（binnenkultureller Isotopentyp）。“文化间同位素”指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现象，如本场讲座介绍的德布林与庄子的哲学思想；“文化内同位素”指同一个文化内部产生的相似现象，如德布林与布莱希特对“三分法视角”的运用。张晖老师认为“文化同位素”这一方法论可以有效避免跨文化研究中“唯西方马首是瞻”和“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危险倾向。“文化同位素”有助于我们将每一个问题置于多边的、较为客观的框架内，在“文明互鉴”中实现“镜中镜”式的无穷阐释效果。

在将“文化同位素”的方法论运用到《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文本的分析中时，张晖老师对比了庄子与德布林对语言的思考，通过庄子的“三言”引出德布林的“语言自观”（Eingenbeobachtung）。“寓言”“重言”“卮言”，是《庄子》的基本言说方式，张晖老师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三言”的含义。“寓言”指用他人的事例隐喻自己的观点；“重言”指引用前人的话语论证自己的观点。“卮言”指追随自然的、不加主观经验的、近似于海德格尔所谓“道说”的“涌现”式表达。关于“卮”的七种释义中，张晖老师采纳了李零教授的解释：“卮”是饮酒器，相对于施予方的分酒器“爵”，“卮”是接收方。德布林在《叙事作品的构造》（Der Buch des epischen Werks, 1928）中提出了语言的“自发生本质”（autogenetisches Wesen），即语言先于作者的思想，不受控制地、自然地倾泻而出进行文学创作。这一观点与庄子的“卮言”不谋而合，他们都强调消解存在于人和语言之间的“主体—工具”的关系。

张晖老师进一步介绍了庄子语言观中的三种具体的言说方式——“象言”、“寓言”和“重言”，并在文本中列举了对应的蒙太奇类型。如德布林通过不同感知所创造的视觉蒙太奇、听觉蒙太奇与庄子“目击而道存”的理念颇具相似之处——不需要主观的加工，而是通过真实的感知呈现柏林的大都市面貌。张晖老师认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这部小说具有一个蒙太奇结构。他将这部小说形容为一个动态的矢量场，而矢量场中的无数蒙太奇碎片就是体现语言的洪流在文本漩涡中将意义不断解离和联聚的最好媒介。

在对比完庄子和德布林的语言观后，张晖老师继续对比了庄子和德布林的整体观（Totalität）。时至今日，整体性与多样性的对立依然是现代和后现代文学讨论的焦点，一部分人渴望整体性的回归，另一部分人反对集权主义，与整体性保持距离。而德布林的整体观具有一种矛盾性，这体现在他的创作观念的演变中。张晖老师将德布林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1904-1919年的“归纳型信仰”（induktives Glauben）阶段，他的思想经历了从经验到超验的变化，代表作品是中国小说《王伦三跳》（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1916）；其次是1919-1925年的“演绎型信仰”（deduktives Glauben）阶段，他的思想体现出一种“假定的无神论”（postulierter Atheismus），代表作品有科幻小说《山、海和巨人》（Berge, Meere und Giganten, 1924）；最后是1925-1933年，以随笔《自然之上的自我》（Das Ich über der Natur, 1928）和《我们的此在》（Unser Dasein. „Zwischentexte“, 1933）为代表的在“自然主义泛神论”和“一神-泛神论”之间摇摆不定的阶段。张晖老师指出，德布林对整体性的理解虽然具有双面性，但他并非采取折中的态度，而是在整体与多元之间进行循环往复、螺旋式的运动。这与道家思想中“道”在大千世界中的运动模式，即“大-逝-远-反（返）”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循环往复的矛盾的哲思体现在小说中“监狱”（Gefängnis）与“大地”（Erde）等母题上。它们既象征着消极意义的黑暗的、孤独的先于生命或后于生命的状态，即胚胎状态和死亡状态，也象征着远离尘嚣的避难所，即主人公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对死亡的向往。显然，德布林对整体性回归的渴望（Nostalgie）有别于近代以来以黑格尔和卢卡奇为代表的“阿兰达型”整体性复归渴望，也就是说德布林并不满足于将整体性状态追溯到西方文明的肇端——古希腊时期，即追溯到荷马时代“诗意的中心”那里去，而是渴望重返创世之前更加“混沌”的原初整体性。在此方面，德布林和庄子构成一对文化间同位素，二者的整体性复归渴望皆属于米尔恰·伊利亚德在《宇宙创生神话和“神圣的历史”》中所谓的“达雅克类型”。

随后，张晖老师又在主体性批判方面比较了多组文化同位素现象，诸如庄子的“莫若以明”和德布林的“真实思维”（Realdenken）以及霍夫曼斯塔尔的“顿悟之体验”（Epiphanie-Erlebnisse）、庄子的“齐物论”和德布林的一元论思想以及尼采的“等价思维”（Äquivalenzdenken）、庄子的“吾丧我”“心斋”和德布林的“去个人化”（Depersonation），这些都为蒙太奇小说的“跨主体的客观性和源自他性的主体性”奠定了基础。在语言理论比较方面，张晖老师以海德格尔、尼采、毛特纳、霍夫曼斯塔尔、马赫的语言观等文化内同位素为桥梁，阐释了庄子的“卮言”作为文化间同位素是如何间接地对德布林的蒙太奇小说产生影响的。

在提问环节，张晖老师与同学们讨论了这部小说的开放性结尾、漩涡结构、语言的虚空本质、叙事视角的游离多变、庄子的“三无”思想、人的主体性等话题。参会的李永平会长和冯亚琳教授都对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晖老师认为过去的文学研究工作大都在西方的文论框架内进行，他呼吁先通过西方理论将中国的民族文论话语充分工具化，再运用到针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阐释中去，在“文明互鉴”的映照下，消解双方文化中的自我中心，激活中国的文论话语，建立民族文化自信。

撰稿：耿光宁

排版：冯晓东

审核：郑萌芽 张瀚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