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回顾｜生活世界的永恒征战——《葡萄牙女人》的文本机杼

2024年5月17日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化学研究所“歌乐讲坛”第三十三讲在腾讯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教育部德语文学课程虚拟教研室和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化学研究所联合举办，邀请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文学教研室主任丁君君副教授作为主讲嘉宾，四川外国语大学郑萌芽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本次讲座以穆齐尔的中篇小说《葡萄牙女人》为分析对象。丁君君老师认为，相较长篇小说（Roman）而言，中篇小说（Novelle）这种文体有更多定式的传统，比如框架叙事（Rahmenerzählung）、客观性原则、事件转折和物象（Dingsymbol）。穆齐尔在沿袭中篇小说传统的基础上，在《葡萄牙女人》中很好地呈现了其个人的创作风格。丁老师将本次讲座视为一次批判性的阅读尝试（Versuch einer kritischen Lektüre），尝试拆解穆齐尔这部作品的意义结构，寻找意义的背景及其生产条件，并对生成条件进行反思。

丁君君老师首先指出，十九至二十世纪有诸多作家围绕着“生活界的新旧之思”展开写作，在现代秩序已经降临至人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人类究竟如何去调整或者解决新旧秩序之间的矛盾，以何种视角观照现代生活世界，这是很多作品的写作立场。同时这也对应了思想史上的经典问题：现代的正当性问题，关涉到欧洲的现代性和古典以及中世纪的关系，历史神学和历史哲学中信仰秩序和科学秩序的关系以及现代性所引发的虚无主义的意义危机，现代人还能否从差异性当中找到一种更高的统一性等等。而《葡萄牙女人》则呈现了穆齐尔对上述一系列现代性议题的思考。丁君君老师接下来简要介绍了《葡萄牙女人》的内容概要，认为其几乎就是穆齐尔版的“变形记”。作为一个譬喻型文本（Text als Gleichnis），《葡萄牙女人》的特征是双重叙事：第一层讲述的是主人公的人生故事；第二层则隐喻欧洲走向现代的历史，这两个层面彼此交融且互为前提。

丁君君老师从人物身份入手，借由“南”与“北”这一组经典的文化品性，指出主人公身份起源不明且背景混杂，是介于秩序与文化之间的松动的摇摆者。主人公的姓名冯·凯腾在文本中呈现为德语的“von Ketten”而非意大利语“delle catene”，“Ketten”原意为“锁链”，一方面说明主人公精神上偏向北方，是对“德国人”的一种影射。另一方面指涉了环环相扣的“家族式”生命形式，丁君君老师将其定义为“作为个体的集体”，因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集体，对家族血统的重视和奉行人人为狼的竞争原则使得他们成为权力世界的离散者与个人主义者。在权力缺失的危机状态下，他们选择通过掠夺和经营来维持生活；家族城堡周围湍急的河流声使得隐喻宗教感知的听觉失灵，上帝的声音无法传入，而理性通过视觉感知来代偿信仰的缺席，这一切都使他们成为孤独的理性异教徒。

在此基础上，丁君君老师提到穆齐尔创作的美学方案——例外状态（der andere Zustand）。具体到该小说文本则表现为每一代凯腾家族成员都会面临例外状态，如在短暂的求爱期扮演一个殷勤的情人，获得外地年轻貌美女子的欢心。由此而产生的小说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真实究竟处在哪种状态之中？主人公冯·凯腾理性地将一场忽然爆发的战争变成了融入日常状态之中的旷日持久的危机。丁君君老师认为家族和当地主教之间的土地纠纷隐喻了欧洲的教会资产世俗化。在这里，穆齐尔借冯·凯腾讨论了推动欧洲秩序世俗化进程的隐秘动力——不是崇高的启蒙也不是纯粹的偶然，而是意义的私有制和上帝的绝对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融入日常的战争被赋予了确定实在性，而家庭却因葡萄牙女人这一神秘的女性形象而具有了无法被理性把握的不连贯性，由此体现出的是日常状态与例外状态的颠倒。

接下来丁君君老师用人的两种基本状态——“占有者”和“存在者”来解读文本角色，认为“占有者”指需要通过征服来维护私人秩序，如冯·凯腾能够争夺土地和利益，却无法征服妻子。另一种类型是“存在者”，指感性的、适应当下的形象。相较于前者，后者通过“象征秩序”对当下的不足进行弥补（如葡萄牙女人养育狼来填补丈夫的空缺）而不是占有。这也印证了之前提出的譬喻型文本（Text als Gleichnis）这一观点。《葡萄牙女人》表达了“十字型”的双重含义：纵向是欧洲世俗化历程，横向则是每个人的生命秩序和理性秩序之间的矛盾。

战争结束后，原先以“上帝—人—动物”为表征秩序的意义系统失效了，冯·凯腾忽然变得无比虚弱，回归至未被塑造过的“婴儿”状态。丁君君老师认为这体现了某种现代人的虚无主义，并就此提到了主人公的“头颅变形记”。丁君君老师指出以往观念中的精神是可以被修养塑造的，与此相比身体是一种不会变的常量，这一观点也被后来的种族主义“优生学”所利用。穆齐尔在文中通过身体变形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批判，认为身体是可以变形的，精神也是可以化形的。

脱离了上帝绝对主义的等级秩序，冯·凯腾成为了“现代人”。一切意义都进入了平行离散的无序状态，世界失去了“深度”，变得扁平。丁君君老师认为，猫的离奇出现和突然死亡使得小说走出了这种失序状态。冯·凯腾、葡萄牙女人和她的男性朋友都将自己的命运投射在猫这个“他者”身上，而这种共识使他们之间无法交流的矛盾隐约得到化解。因此猫的死亡不是一种隐喻秩序下的、有等级高下之分的“宗教献祭”，而是一种转喻秩序中人与动物平等的“自然献祭”，这也是自然给予人类的启示，即离开上帝秩序后还会出现新的意义秩序。小说最后，冯·凯腾攀爬崖壁是他迟到的“成人礼”。他最终摆脱了上帝，成为自由的魔鬼，而这一切是以失去生活“深度”、立场动摇失灵、世界秩序碎化为代价，在新世界中他成为了自我和他者永恒的征战者，也就是不幸的现代人。

最后丁君君老师指出，文学在穆齐尔的文本中是作为话语而存在的。此种话语性不仅体现为文本技术、意义内容、阅读视角的叠加与杂糅，更呈现为世俗化时代里中篇小说的一种变形。《葡萄牙女人》中的多声混杂、同构整体，正体现了现代小说中文本叠加的特性。现代世界的意义链条层层相叠，意义在等级秩序上无法被持续筛选并抽象至一种绝对的形态。对于现代人来说绝对清晰的思考路径与书写方式不复往昔，文学成为了某种映照现实的“镜像文学”。与此同时，穆齐尔通过“复写”式写作在文本中建立了一种极度复杂又微妙的机制。小说中定冠词的使用改变了文学和真实二者间的关系，打破了中篇小说的传统，“闻所未闻”变成了“若有所闻”。此外，丁君君老师指出了穆齐尔和卡夫卡两位作家的某种相似性，二者皆是从自己的内在生命当中寻找历史的痕迹。小说主人公冯·凯腾的形象实则折射了穆齐尔本人的某种形象并作为其主体性的一部分而存在。通过作者本人的精心计算、巧妙设置，个人与历史的双重叙述得以交织于每个句子，体现了小说的极度理性与极度精确。在讲座结束之际，丁君君老师再次回到穆齐尔的“转喻式”书写，详细解释了修辞转喻的经济性原则以及转喻与身体性的关联。

在讨论环节，校内外师生就占有与存在两种生存状态的对立、视角主义与身体变形、意义链条的叠加稳固与偶然性、象征性阐释与例外秩序投射、以转喻为代表的语言经济性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丁君君老师厚重的学术功底、深入浅出的示例阐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讲座历时两个多小时，大家还意犹未尽。

撰稿：李鸣晨 耿光宁

排版：冯晓东

审核：郑萌芽 张瀚尹